“頭部資源稀缺”已成為當代年輕人的最大焦慮。好在辦法總比困難多。植發，便可以讓一切從頭再來。
24000余元，將后腦4500個毛囊移植到脫發的頭頂，大概5塊錢一個毛囊單位。自認為花了冤枉錢且維權無方的張俊生，并非個例。在某投訴平臺輸入“植發”詞條，植發退款、虛假宣傳、植發失敗刷屏，遭遇不盡相同，但植發無果的煩惱卻是千篇一律。
北京商報記者通過調查“發友”植發的臨床經歷、相關機構的植發過程及采訪專家律師意見發現，由于植發行業異軍突起，相應法律法規仍未成型，疊加先天基因、后天保護等諸多因素制約，“斜杠青年”們的維權之路反倒更讓人“頭禿”。
“巴掌大的疤”
即便距離手術完成已過去一年多，張俊生對手術效果仍無法釋懷。
“我們家本身沒有遺傳性脫發，就我一個人脫。”2019年11月，通過網絡，張俊生聯系到廣州某生植發連鎖機構，“當時是去機構看了下我頭頂的脫發狀況，然后就讓我抽血化驗了，因為如果有傳染病，哪怕交錢也不會給做。但當時并沒有用儀器做毛囊檢測。”
隨后，他繳納24000余元，將后腦4500個毛囊移植到頭頂。張俊生回憶，植發手術耗時約10小時。“大約4小時從后腦取毛囊，2小時扎種植孔，還有4小時將毛囊插在種植孔里。”
“他們說植發要等6個月才能開始出現效果，但我等到第10個月，頭頂仍是空的。”張俊生說。隨后，他開始在網絡上記錄植發經歷和效果，想讓同樣脫發的人看看。“但發了這些圖片后，機構的人看到我的那篇文章讓我別亂發。”
他前往該機構拍照室想要探個究竟。“從他們拍的照片來看，發量的確濃密不少。但不論是我自己拍還是請別人幫我拍，依舊能看到大片裸露的頭皮。當時室內燈光很暗，亮度跟我植發前完全不同。這種情況下，我自然是更相信自己拍的效果。”
“有時候我也在想，如果沒有植過發，我是不是也能剃一個徐崢或是張衛健那樣的光頭發型。但畢竟從后腦取了4000多個毛囊，疤痕巴掌大，我也不敢剃光。”說著，張俊生給北京商報記者展示術后后腦上那片巴掌大的橢圓形疤痕照片。
“發友”中，類似案例不在少數。在某投訴平臺上，有相關67條投訴是關于植發的。在已完結的案例中，一名網友投訴某植發機構福州分院“醫生推薦了一個20元/單位毛囊的套餐，最后手術耗費30161元。術后初期，恢復效果確實不錯，但半年后開始大量脫發。機構又推薦了一個套餐，我留了個心眼只買了285元的體驗套餐，效果也不好。最后，機構的做法是讓我一直服用米諾地爾和非那雄胺，可難道要終身服藥嗎?”
“證偽”太難了
雖然面積不大，姚淼植發效果同樣不佳。“身邊的朋友也有進行毛囊移植的，但大多失敗了。這類案子維權很難，對方機構目前基本不認賬，最多告訴你可以進行第二次補種。但第一次都失敗了，為什么還要相信第二次呢?”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張俊生出示的術前院方承諾書顯示，“在該機構全國任意一家醫院進行自體毛發移植手術，機構可保障毛囊存活率不低于95%，而疤痕種植毛囊存活率可達85%;發友在本機構進行自體毛發移植12個月后，如因手術技術及操作因素造成毛囊存活率未達到上述標準的，經鑒定確認后，本機構可進行免費修復或退還未成活部分的手術費用”。
如今，張俊生頭頂頭皮依舊清晰可見，他不滿意手術效果，但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鑒定?張俊生就診的某生植發專科醫院工作人員則表示，部分患者植發效果不佳并非是手術原因，其頭皮狀況不佳，原生毛發繼續脫落使得患者頭發依舊顯得稀疏。“我們會安排醫生進行術后效果跟蹤。如果認為效果不佳，我們也會用專業儀器鑒定頭發密度。哪些是移植的毛囊，哪些是原生的毛囊，是可以通過毛囊狀態分辨出來的。”
但就張俊生提交的資料顯示，其在與院方交涉的過程中，院方拍攝了照片。“我不相信拍照效果，于是機構給我做了植發前沒做過的毛囊檢測，仍然堅持說手術是成功的。”
“術后，院方確實可以提供儀器檢測頭頂發量，但至于具體成活率是否達標，其實是無法鑒定的。”一名醫美從業人員表示，“關于患者頭發的密度，目前沒有絕對標準。機構能夠提供的，只能是檢測植發區頭發的密度，將檢測后的數據與植發前進行對比，進而看出濃密度差異來。”
兩種“失敗”
張俊生和機構方對手術效果的不同評價，還源于對“手術失敗”全然不同的解讀。
據前述從業人員介紹，醫生一般會在術前通過專業儀器檢測患者頭發密度，進而制定方案。“這是因人而異的。比如，正常情況下頭發密度是50-60根/平方厘米，醫生根據個人情況而定。有的患者頭發密度可能就是30-40根/平方厘米。如果是這樣，即便植發成活率達到95%，頭發也并不會很濃密。”
從張俊生提供的效果承諾書來看，尚未有文字記錄顯示此次植發手術中，雙方議定的種植密度，而談及此事，張俊生回應稱：“按我的記憶，好像并沒有。”
“即便是進行過植發手術，由于個體差異，部分患者自身頭皮狀況并不穩定。這種情況下，院方可能會建議患者通過藥物進行術后養護。這不單是針對種植區，而是針對現有頭發總體狀況，通過服用藥物抑制患者繼續脫發。”前述機構工作人員表示。
最終，多方嘗試賠償無果，院方建議他繼續涂用米諾地爾以及副作用較大的度他雄胺，每隔幾天再使用一次電動微針。
“按照正常流程，醫生面診后和患者確認是否需要植發。如果患者要求植發，術前將做一些血常規、凝血及傳染病等篩查，沒有問題就可以進行植發手術。”鄭州第一人民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楊冠龍表示，只要不是植發供受區皮膚病、瘢痕和感染等禁忌癥，遺傳性及脂溢性脫發等均不屬于絕對禁忌癥。
“植發手術前需要診斷明確，要做關于適應癥的評估。從他的狀況來看，屬于雄激素脫發，是可以進行植發手術的。”廣州陸總醫院整形外科住院醫師任虎表示，“但術后想要鑒定就很難了，因為后期護理不好也會影響效果。”
何處維權
最終，張俊生將該機構告上法庭。“我敗訴了，倒不是植發成功，是找不到機構去做鑒定證明失敗。”
開庭時，張俊生向法院申請司法鑒定，法院方表示機構回復無法做鑒定。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回復也只能做調解，廣州健康委員會說去廣州醫學會，廣州醫學會回復可做事故鑒定，此類毛囊存活率不屬于事故，同樣無法做鑒定。
北京商報記者致電廣州醫學會醫學鑒定科，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機構只能鑒定醫療事故。“前提是在正規醫療機構進行的醫療行為。”
由于脫發因素錯綜復雜，各方關于術后鑒定方案說法不一，植發效果不佳也無法被斷然定性為醫療事故。植發維權應何處尋跡?
對此，某生植發專科醫院工作人員則表示，植發效果因人而異，但患者在手術過程中，可對手術操作過程的合理性提出質疑，手術全程應該是受到監控的。
在采訪過程中，多名律師表示，由于無法證明程序上存在明顯違規操作，如果無法完成有效鑒定，即便提起法律訴訟效果也有限。楊冠龍表示，包括植發在內的醫美行業更多扮演改善性職能，相對主觀，加上商業力量參與過多，導致行業內部亂象叢生。
其實早在2010年12月，雍禾植發中心曾在北京制定《植發技術的研發與技術服務》質量標準體系。據了解，這是中國植發業首部質量管理標準。業內認為，該標準體系雖具有明顯的“民間”色彩，但仍具有借鑒作用。
據天眼查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植發相關企業達48015家。根據此前中研研究院研究出版的《2020-2025年中國植發行業市場前瞻與未來投資戰略分析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6-2019年間，我國植發行業市場規模由57億元躍升到163億元;2020年，市場規模有望突破200億元。
截至發稿前，機構方已聯系張俊生要求刪除其發布的言論及圖片，其在知乎、豆瓣等平臺發布的相關圖文也已被平臺方移除。“一個無法判斷成功與否的產業，想著總覺得可怕。”張俊生說。(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張俊生系化名)
